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开始流行排名。从小学生开始，就面临着排名的压力；到了中学，面临高考的压力，在班级、年级中的名次，几乎就是父母眼中大学的幻象。

      上了大学，个人的排名似乎没有了。不过，自己所在的大学的排名就事关重大了。是不是985？是不是211？是则欢欣雀跃，否则如丧考妣。这些天书似的数字，其实都代表着一种GDP增长数字式的冲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211是21世纪100所大学，985是培养世界一流大学的候选名单。

      当然，美国也有大学排名名单，《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每年都要评选全美最佳大学排名，而这一期通常都是洛阳纸贵，成为美国家长与高中生择校的必须性资料。只不过，在他们的榜单上不仅仅是这些学校的名次，还包括了专业名单、研究水平、学生素质的综合考量。此外，除了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常春藤学校之外，许多学院在专业上，远远高于类似于哈佛、耶鲁、哥大等这些名校。这个排名固然成为名校竞争与家长择校的重要战场，但对于学生而言，毋宁更多地是寻找自我兴趣与职业定位的一个指南。

      至少，在我看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教授是不反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只不过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与一般人不同。

      在他的著作《文明 国家 大学》之中，除了阐述他念兹在兹的中国道路“通三统”理论之外，他不断重复论证的话题，是大学本科的通识教育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

      在甘阳看来，中国目前的大学建设方向，不是朝着世界一流大学，而是朝着“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的道路。其主要的罪证是：

      其一，中国的大学在制度上以及评价标准上，并不鼓励与培养在本国生长的教师，而是热衷于引进国外名校的毕业生。这使整个教师资源被西化，无从建设属于自我系统的教育力量，只能跟着国外教育的屁股后跑；

      其二，中国目前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评价标准也不过是热衷于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以英文发表。由于语言能力的缺陷和研究对象的局限，因此学术研究标准在世界等级上是低的。他倡导以中文发表、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期刊系统，形成独立于西方的学术评价标准，惟有如此，才能够独立于西方的学术系统，从而造就属于中国文化本身的世界一流大学。

      可以这么说，甘阳教授虽然有很长时间的国外受教育经验，但是他从“敌营里杀了个回马枪”。成为了反西方教育系统的急先锋。

      在教育这件事上，我是一个完全的局外人，既不在教育管理系统中，也不在教育前线中，甚或都不在教育的体验中。但是，作为一个关心教育系统及其变更的公众，我深刻怀疑——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甘阳教授这套带有强烈自力更生意味的教育系统改革。

      当然，甘阳教授不是一个教育本土化的原教旨主义者，他在2003年批评北大改革方案时曾经设想北大的聘用标准：“第一，主要面向国内博士；第二，在聘任留美博士时，主要聘用那些专门研究西学的人……第三，一般情况下不聘用那些作中国研究的留美博士。”然而，即便如此，我仍然对于甘阳这种反西方教育的自力更生系统怀有畏惧。

      我，作为一个公众，对于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有着与甘阳教授截然不同的标准和要求，我亦自信有许多人都与我有着共同的愿望。

      其一是我们的大学是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教育机构。我认为这乃是成为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基本要素。这种类型的教育机构当然有着全套的机制来保证。他们的经费来源不全部来自国家的拨款，他们的管理机构是独立于行政系统的，他们的校长不由政府任命，他们的教师不必接受国家课题，他们的教授对自己的研究负责，他们的学生拥有健全的心智……学校的管理系统于是从行政系统中脱离开来，校长和学校的行政官员们乃是对学校的长远负责而不是对政府机关负责。于是学校的长期利益得以保证，他们不必拼命扩招而是必须守持学校的纯洁；教授们迸发研究活力；学生们脱离开中国革命史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束缚，寻找自我的兴趣与职业。

      甘阳教授显然忘记了这样的一个命题。中国大学的教师聘用方向，并不由或者不完全由校长们决定，而是由教育管理系统所制定的规划来进行。211，985的天方夜谭，不就是如此出来的吗？

      其二是我们的大学必须培养学生的灵魂与精神。我们今天所有的大学，从第一流的北大清华复旦，到其后不在几个计划之内的小学校，都不过是职业培训学校而已。在专业划分上无限细致，在人文精神与社会意识培养上全然缺乏。我们多数人几乎从未读过什么经典，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我们不关心这个世界上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变动；我们也没有培养高贵而善意的精神，无论是中国的乡绅伦理还是国外的绅士精神。对于延续人类最重要的人文气质，大学任由学生凭借本能去探索，自生自灭。甘阳教授在这一点是有着充分认识的，他所提倡的通识教育，恰恰是在这方面用力。不过，他也承认，中国10年来的努力，归于颗粒无收。

      其三是大学的教育成果需与社会的需求相对应。这里面包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大学作为社会的知识集散地，应为社会提供社会发展的解释和方向，这涉及到学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作为；另外一层意思是毕业的学生应能够适应与提升社会发展的当下水平。在《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一书中，作者维塞写道：“（大学）应该再三谨慎地保证，其博学人士的研究致力于促进人民的共同福利；它应该以高效率的方式组织其事务，以便让任何碰巧走进校园的实业家或议员感到放心；它应该成为主要的不是获取抽象乐趣的地方——用于唱歌和喝彩、用于俱乐部生活的仪式和‘恰当’的演讲；它应该是一个铜管乐队奏起轻松而有感染力的乐曲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轻轻低合着节拍跺脚的地方。”意思也就是说，大学应当成为社会总体制度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游离其外。

      其四才是大学是否在整个国家乃至国际的教育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万众来朝，成为世界瞻仰、公众服膺、教授来归、学生争先的一个圣地。每一个世界一流大学，无不自豪于其独立的学术地位，无不骄傲于其独特的学校文化，无不彪炳其独有的校友荣光，无不独步于社会就业竞争的残酷环境。

      而转回头看看中国的一流大学，传统的名校北大、清华与复旦，哪个不挣扎在教育管理系统颐指气使的骄横之中？哪个新进的名校，包括浙大、南大和汕大，不在当下教育目标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苦痛之中？

      我说的这些标准，看似与甘阳教授所提出的“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关公战秦琼，南辕而北辙，我却认为不然。中国今天的大学教育体制缘何造就如此困境？端底恰恰在于其内在的“自力更生”的冲动与自我，拒绝、抵抗融入世界教育体系的惯例与通规。

      至于甘阳教授所提的英文论文系统，其一实在是末梢细节问题，其二根子仍在制度。试问如果中国的教育系统若有自由与自主建立起一套不经审核的核心期刊系统，中国的教授们何尝不愿以中文发表他们的见解——说实在的，在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上，我以局外人身份与老外专家对谈，亦觉对牛弹琴，更何况那些功力资深的教授学者？话又说回来：美国200多年来所形成的方法论与逻辑学，中国的中国研究者，尚有长路要走：研究中国文学的宇文所安，研究中国历史的史景迁，研究中国政治的费正清，研究中国社会的谢和耐，试举几个中国当今的学者来比较？

      我常以为，中国的知识精英愈来愈有闭门造车，轻蔑社会（而不是公众）的嫌疑。他们惯常认为大学与研究，乃是少数精英之情态，无须告知公众。但需知道，学术独立于社会，与学术脱离于社会，乃有本质之差别。若社会未来之主宰的大学生，硬生生乃是由一群轻蔑社会的精英所培养，他们如何能够以社会的共同福利作为职业和精神指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来源：2012年03月19日  FT中文网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连清川）